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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加拿大多倫多和美國波士頓、紐約:創新中,政府該如何作

    發布時間:2015-04-03 00:00:00瀏覽次數

    溫暖的美國西海岸,適宜的自然氣候加上自由隨性的創業氛圍,沒有政府扶持,卻孕育出蘋果、谷歌、Facebook等互聯網企業,改變著全世界人們的互聯網生活方式……在上海加快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過程中,不少人對這種硅谷模式心生向往。
      
      但學習硅谷模式,并非一味就是“不管”。事實上,從加拿大到美國,不少業內人士都認可這樣觀點:政府在推動創新活動中,可以有作為,只是作為的方式需要研究。
      
      中外政府部門做著相似的事
      
      記者探訪的第一站,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創新研究廳。這是一個和國內地方科委功能定位相類似的政府機構。有多類似?當創新廳科技成果產業化主任喬治·卡迪特介紹他們的工作內容時,我們都覺得非常熟悉。
      
      比如,論政府主要職能,都涉及了三大領域:支持基礎研究領域的項目人才、支持高新技術成果通過企業實現產業化、支持以風險投資為代表的科技金融。再如,支持的方式也非常類似:有面向企業、研究機構的直接支持,也有通過搭建一些公共的技術研究平臺,提高整個行業的創新能力。
      
      而且,安大略省創新廳也提供資金上的支持。以面向省內科研機構的“安大略省卓越基金”為例,平均每個項目可獲得100萬—400萬加元的政府資金,折合人民幣約500萬—2000萬元。在過去10年里,全省共有143個項目獲得支持,投入總金額約5.62億加元。
      
      對于剛剛萌芽的科技型中小企業,省創新廳的支持更是不遺余力。由幾名多倫多大學畢業生創辦的OTI公司,是一家從事OLED(有機發光二極管)技術開發的初創型企業。自從報名參加一次展會后,就被政府部門相中,后者不僅提供了項目支持,考慮到主創團隊中有兩名中國籍學生,還介紹他們參加“安大略省經貿訪華團”,走訪了中國各大城市。
      
      再來看美國波士頓。以波士頓為首府的馬薩諸塞州,擁有哈佛、麻省理工等300多所高校,而政府對于創新活動的重視程度以及介入程度也不少。此次波士頓采訪期間,正值落戶上海的國家技術轉移東部中心聯合國內多家機構,在波士頓創立中美企業創新中心,不僅州長親自出席中心揭幕典禮,當地一流的科學家、教授、律師、風險投資家,也相當“買賬”,齊刷刷地來為州長“站臺”。
      
      這似乎和我們慣常想象中的美國文化相悖。對此,新英格蘭六州高等教育委員會主席麥克爾·托馬斯的回答頗有意味。他認為,從美國文化的承襲而言,以波士頓為代表的馬薩諸塞州,與歐洲大陸文化親緣性更近,理念偏傳統保守,因此也更認可政府的權威性。相比之下,以加州硅谷為代表的西海岸地區,本身就是西進拓荒時代的產物,其文化基因就是“野蠻生長”,與政府的依附關系較弱,自然就會孕育出如蘋果、谷歌那樣的互聯網公司。
      
      麥克爾認為,加州硅谷模式和麻省波士頓模式之間,并不存在孰優孰劣,但從城市文化相似性而言,波士頓模式可能更適合上海借鑒。
      
      他們非常講究方式方法
      
      既然中外政府都在做相似的事情,為何從實際效果看,還是會有很大差別?還得從具體細節和方法說起。
      
      就拿安大略省創新廳來說,他們支持創新固然不遺余力,但也非常講究方式方法。例如上面提到的“安大略省卓越基金”,對于獲得支持的研究機構或企業而言,卓越基金只負責解決整個創新項目1/3的資金來源,剩余的2/3,必須由被支持者另外向私營機構或基金尋求幫助。而且對于非基礎研究項目,政府在直接支持前,必須先確認,該項目已有其他社會資金的支持——這說明該項目的潛在市場價值已經被看好,從而巧妙地借市場的判斷來為政府的決策“背書”。
      
      此外,安大略省還有一套完整的創新支持網絡覆蓋全省,稱為“安大略省企業家網絡”。它的頂層是創新廳,中間是一批獨立的、非盈利機構,如“安大略卓越中心”(簡稱OCE),有點像上海的科技孵化器、或是某些科技事業單位。除了省創新廳直接支持的少數項目之外,其余項目的發放權都在這些非盈利機構手中。
      
      再下面一層,就是遍布全省各地區的小型咨詢機構。這些機構由于對當地的產業發展定位相當了解,可以給出針對性的建議。例如,對于符合本地區產業導向的科技企業,他們會從“企業家網絡”中尋找投資者、研究機構、政府項目,給企業以支持;對于以出口為導向的企業,他們則在商貿方面提供支持。
      
      在號稱“政府什么都不管”的美國,在創新活動中,同樣看得見政府的影子。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附近,有一個名叫HARLEM生物空間的孵化器,由紐約市經濟發展公司(NYCEDC)創設。來自哥大生物醫藥工程系的副教授賽繆爾·K·謝是這里的主管,他介紹說,政府給予的初始資金主要用于采購科研基礎設施,之后的贊助投資、租賃經營均為市場行為。每個創業者可以每月花費995美元租用一張課桌大小的辦公臺,并共享空間內所有的科研裝備。
      
      黃曦就是24張桌子的主人之一,他覺得這個價格低于當地房租,完全可以接受。更令人興奮的是,每周兩次開研討會,專利律師、注冊會計師、大公司風投及研發部門負責人都會受邀前來。其中包括針對創業者申請聯邦基金的短期輔導課,加之20小時申請書預審核查。“這套服務價格在市場上約需1萬美元,很值。”而如果贏得激烈競爭并申請成功,黃曦的“血液離體動力學”項目可獲得一份小微企業研發基金,在9個月內接受兩期共200多萬美元的投資,而且政府也不參股,完全無息無償。
      
      政府更應該做什么
      
      紐約大學城市規劃與交通政策專家郭湛說,他經常收到來自國內記者的提問,詢問政府該如何決定一個城市的產業發展方向,或是詢問某地某個產業是否應該淘汰。他認為,這些都是“偽命題”。技術的革新、產業的更迭都是市場行為,政府不應該干預具體某個產業的生與死。
      
      在紐約城市發展歷史上,就有過相應的教訓。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斯瑪麗·斯坎隆舉例,上世紀六十年代肯尼迪政府時期,為了鼓勵工業界投資建廠,出臺了投資稅減免法。結果,隨著郊區新廠的建立,紐約的制造業工人也隨之外遷,導致紐約制造業水平的滑落,無形中扼殺了大城市發展工業的可能性。
      
      那么,政府應該做什么呢?對于經濟形勢和市場的變化,擁有隨時靈活調整的能力,甚至是預判能力。例如,當谷歌等科技公司看中紐約昔日制造業留下的舊樓,準備改造成供科技公司使用的商務樓時,政府可以立即出臺相關法律。再如,在城市宜居度上下功夫,比如,提供公共交通效率、降低犯罪率、改善空氣質量,等等。
      
      加拿大安大略省也有相似的經驗。安大略省前省長麥堅迪在2004年時,曾頂著壓力,在安大略建立了加拿大首個“研究與創新廳”。當時,很多反對者甚至同僚對此并不理解和認同,他們認為國家和社會更需要的是“搞錢”,而不是其他什么。而麥堅迪堅持認為,財富是產生于創新與研發過程中的。如今,事實證明了安大略省當年的明智,“世界其實并不缺錢,資金會跟著創新而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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